【推荐】中德之间历史上先后有三次建交、两次断交和一次复交-2016年欧盟有多少个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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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战争与和平—有关两次世界大战的认知与战后和解之路

1.历史记忆中的中德关系变迁

梅兆荣

[1]

摘要：谈起中德关系，中德之间历史上先后有三次建交、两次断交和一次复交，都衬托出当年的时代背景与中国的地位和处境。中德双方的关系变迁，反映出三个问题：一是西方价值观攒动的外交继续作祟；二是“零和博弈思维”作怪；三是受制于美国和独立自主性的欠缺。对此需要保持清醒头脑，但也不要以偏概全，对中德关系持悲观态度。要有思想准备，随着中国从站起来向富起来和强起来发展，中德关系中摩擦难免会增多，但不可忽视的是推动两国互利合作的潜力和动力也会发展。纵观世界全局，德国仍是中国可争取并与之合作的力量。

关键词：中德关系，冷战，全球化，合作互利，历史记忆

“记忆文化”对我是一个生疏的研究领域。顾名思义，我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他说，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

就是说，一要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前进方向大势；二要透过现象、细节把握本质和全面，并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纷繁复杂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三要在冷静分析各种现象时把自身也摆进去，即在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便科学制定我国的对外方针政策。

我注意到，总书记把“正确的历史观”置于“三观”的首位，似乎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记忆文化”的重要性。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尝试以历史记忆为基础，简要地阐述中德关系的变迁和我的感悟。由于时间与篇幅所限，仅粗线条、标题式地讲要点，不展开细述。

一、曲折复杂的建交历程

谈到中德关系，我不由得回忆起中德之间历史上有过三次建交、两次断交和一次复交，且都衬托出当年的时代背景与中国的地位和处境。三次建交，就是指1861年清政府与普鲁士所代表的德国、1949年新中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1972年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德国）的建交。

第一次建交完全是普鲁士强加于清政府的，也是德国参与瓜分中国的开端。后来德国武力占领胶州湾，把青岛建成德国的海军基地和“模范殖民地”是其后续行动。第二次建交比较简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于1949年分裂为两个独立的德意志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德国东部的民主德国成立之后，即由双方外长通过互致电报确认相互承认并建交。第三次建交是指1972年10月11日中国与德国西部的联邦德国的建交。双方外长在北京签署只有一句话的建交公报，反映了双方顺应时代潮流，跨越冷战的鸿沟，排除各种干扰，成功架起了一座通向友好合作的桥梁。但不能不指出，通向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的道路曲折而漫长，皆因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阻挠或影响。具体而言就是：联邦德国与新中国都成立于1949年，但当时联邦德国受美、英、法管制，直到1955年才获得完全主权。当时，我国中央政府曾向联邦德国发出愿意与之建交的信号，但德方未予回音。直到1964年，联邦德国实现“经济奇迹”后，经济界强烈要求开拓中国市场，政界一些人主张利用中苏矛盾，由此促成了中国和联邦德国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开始外交接触。但在美国政府强大的压力下，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即发表声明称：不打算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签订协定，也无意给中国提供商业贷款或采取其他行动。中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第一次外交接触就此夭折。

1969年勃兰特政府上台后，在东西方关系趋向缓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定打开通向中国的大门，在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的背景下，勃兰特政府在推进其“新东方政策”的同时，也表示愿同中国“正常化关系”，但慑于得罪苏联，影响“新东方政策”的实施，遂内定“先苏后华”的顺序，即在《新东方条约》完成后才同中国建交。后来，《新东方条约》已获得批准，并开始付诸实施，联邦德国打算1973年加入联合国，需要已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的支持，勃兰特政府才在反对党基民盟和联合执政伙伴自民党的推动下，确认同中国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不难理解，两国建交的曲折道路对我们是有很多启示的。

所谓“两次断交”，第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占领胶州湾及山东铁路，借口这是“德国的领土”，当时的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遂于1917年对德宣战。一战结束后，《凡尔赛和约》竟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全归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得到的却是“战败国”的待遇，引发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后来导致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的爆发。第二次断交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希特勒德国为推行其联日反苏的战略，顺应日本的要求，于1938年5月12日承认“伪满洲国”，6月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和驻华大使，并于1941年7月承认“汪伪政府”，中国国民党政府遂于“珍珠港事件”后对德宣战。

所谓“一次复交”，就是1919年9月15日北洋政府宣布结束对德战争状态之后，战败的德国为了摆脱外交孤立处境并确保其在华利益，不得不接受中方提出的两国关系平等、德国放弃一切在华特权的要求，并在此前提下双方于1921年5月10日签署恢复和平状态和中德外交关系的协议。据说，这是鸦片战争后旧中国同西方签署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二、稳步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与博弈

截至2019年，中德建交已有47个年头。这期间，除勃兰特因著名的纪尧姆间谍事件而于1974年引咎辞职，在中德关系中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之外，施密特、科尔和施罗德三位联邦总理对华政策积极、明确，中德关系除因中国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集体“制裁”中国而受到严重干扰外，总体上各有建树和特点，并有以下共同之处：一是不同程度上具有联中制苏的战略思路，特别在施密特和科尔当政时期较为明显；二是民族统一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中国是唯一自始至终支持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大国，德国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感激之情；三是尽管当时中国和德国在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制度上差别比较大，但双方都践行了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互不强加于人，着重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四是经济上致力于互通有无，德国承认中国是需要帮助和支持的发展中国家，并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为德国提供更大的市场，并在亚洲和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稳定作用；五是德国内部在对华态度上存在不同意见和派别，一有机会便显露出来，但由于三位联邦总理作为主要掌舵者对华友好，态度坚定，总体上把握住了对华发展互利合作的大方向。

中德关系在中国1989年政治风波后曾因西方集体“制裁”而跌入低谷，两国之间既有尖锐激烈的斗争，也有冲破重重障碍取得的突破性的重要成果。科尔总理当时静观事态发展变化，伺机逐步改善对华关系，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举措是：1990年邀请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于1991年访德，后因中间有人在接待规格上设置障碍而延迟到1992年才成行；1993年科尔总理主动提出访华并邀请李鹏总理于1994年回访德国；1994年李鹏总理访德期间，科尔又以赫尔佐克总统名义邀请江泽民主席于1995年访德并表示他也将于同年再次访华。需要指出的是，邀请钱其琛、李鹏访德在当时均属冲破“禁区”的举措，访问期间充满惊心动魄的尖锐斗争，但访问意义重大，效果良好。还需要指出的是，从1989年6月至1996年底围绕制裁与反制裁以及人权问题、涉藏问题和售台潜艇问题，两国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尖锐程度前所未有。我当时身处风口浪尖，对此深有切身体会。但最后两国关系重新恢复正常，我们双方都取得了胜利。

三、默克尔时代的新挑战与机遇

2005年末，默克尔在大选中获胜，接替施罗德担任联邦总理。当时德国一位资深学者告诉笔者，“若要了解默克尔的对华态度，必须了解她的履历，她是一个反共主义者”。之后不久，笔者读到《经济周刊》主编巴隆撰写的一篇短评，内称：“对默克尔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是放大了的前民主德国而已”。果然，她上台后的对华态度与其前三任不同，主要表现在：一是强调“价值观外交”，借人权问题对华说三道四；二是2006年参与决定欧盟第六个对华政策文件，基调与前五个对华政策文件明显不同，把中国定位为“欧洲未来十年的最大竞争者”，并攻击中国的对非政策；三是倡议建立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旨在制定共同标准和规则，以对付新兴国家；四是2007年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再次攻击中国的对非政策“破坏了欧洲的对非政策”；五是2007年9月示威性地在总理府会见西藏分裂主义头目达赖，导致中德关系再次跌入低谷。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相继爆发，欧洲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对华合作需求上升，而中国对欧盟的困境表示了同情、鼓励和支持的态度，力所能及地购买了部分受困国家的债券，加之中德经济的互补性凸显，诸多因素促使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有所收敛，利益驱动的务实政策逐渐上升，并吸取教训，避免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2010年7月，默克尔第四次访华，双方商定“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并建立政府磋商机制。对默克尔十分了解的那位德国资深学者又告诉笔者：“现在默克尔对华推行务实政策，但她没有忘记反对共产主义。此外，她还是一个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2014年，两国关系升级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双方政府联合发表了《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文件，为两国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和升华合作开辟了前景。但没过多久，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科技竞争力增强，国际影响力上升，特别是中共十八大决议的外溢效应凸显，德方对发展两国高新技术合作的兴趣明显下降，对华技术转让政策卡紧，并出台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尤其突出的表现是2016年欧盟出台的、德国积极参与制定的第七个对华政策文件，对中国的发展妄加评论和攻击，对欧盟成员国与中国的合作制定了一系列“规矩”，强调要对中国推行西方的“普世价值”。与此同时，一些德国政要相继发表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突出“中国对西方是威胁”，不仅在经济上、地缘政治上，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把中国定位为“是伙伴，也是竞争者和对手”，质疑“16＋1合作”是“分裂欧洲”等等。2019年下半年，德国媒体围绕涉疆、涉港问题大肆歪曲报道，抹黑中国，德国外长还公然会见乱港头目黄之锋，干涉中国内政。

德方的上述负面表现，反映出三个问题：一是西方价值观驱动的外交继续作祟；二是零和博弈思维作怪；三是受制于美国，独立自主性欠缺。对德方的负面因素，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但也要避免以偏概全，对中德关系持悲观态度。虽然随着中国从站起来向富起来和强起来发展，中德关系中摩擦还可能增多，但推动两国互利合作的潜力和动力也会发展。纵观世界全局，德国仍是中国可以争取和合作的重要伙伴，主要依据是：德国虽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上与美国相同或有共同点，但难有推行全球霸权的野心和实力；作为出口型大国，难以离开不断扩大开放和购买力日益增强的中国大市场；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要求全球化治理，中德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有不少共同利益；中德之间没有历史遗留下来的纠葛，也不存在现实的地缘政治冲突温床；德国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德国经济界多数希望同中国继续发展互利共赢的合作，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力量和声音也不少。总之，德国成为中国相对稳定的合作伙伴，不仅符合双方利益需要，也有现实可能。

注释

[1]作者简介：1934年生，1951年至1953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1953年被选派赴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1956年进入中国外交部，先后在外交部苏欧司和西欧司以及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工作。1985年至1988年任外交部西欧司司长，1988年至1997年任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1997年至2003年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兼党组书记，1993年至1998年任第八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2004年至2016年任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在2004年退休后，兼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所所长、上海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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